催眠的发展历史
磁气的流动影响了人体内磁气流通而起到治疗作用，故而又称为“动物磁气”学院，后来经过验证磁气桶内并无磁气，Mesmer的学说也被贬为邪说继而受到抨击和质疑，但即便如此，实际上，Mesmer的通磁术的确治愈和缓解了许多疾病，如风湿症、疼痛、皮肤疾病、痉挛性哮喘等等。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在德国立了纪念碑。这种流体学说的观点持续了约三个世纪。也可以认为是催眠术的科学萌芽阶段。
由于磁气说的治疗效果确实存在，19世纪中期，一批临床医生对通磁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841年，一位英国医生叫布雷德(CBRAID)在观看一位瑞士医师表演用催眠术为病人治疗时，本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想从中找出欺诈的手法，但他未发现任何破绽，病人被治愈了。布雷德被这种奇异的现象所吸引，并为之震惊，进而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经过多次观察，他发现受术者总是闭着双眼，表现出疲劳的姿态，布雷德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睡眠方法，布雷德逐渐变得相信并开始应用催眠术。他经过多次试验发现，令受术者凝视盛满水的玻璃瓶也能取得同样效果，达到催眠状态，因而他认识这是视神经疲劳后引起的睡眠，根据这一观点，布雷德引用希腊语“hypnus(睡眠)”提出hypnotism(催眠术)一词，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今。
布雷德对催眠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1843年发表《神经性睡眠论》，提出催眠状态的几个阶段和对神经症的治疗作用。1850年催眠术已作为麻醉方法应用于外科手术中，称之为“催眠麻醉术”，代替药物麻醉进行手术，曾风行一时。
1845年到1851年，印度的一位外科医生jamesesdail在病人被催眠并无痛觉的情况下进行了2000例手术，甚至包括截肢。但许多外科医生对此持怀疑态度。仅仅通过一些催眠引导词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非常不可信，加上一些失败的案例也强化了这样的怀疑。外科医生需要的是适用于任何人的技术，19世纪中期化学麻醉剂乙醚和氯仿的发明让医生们对催眠失去了兴趣。随后，法国的Liebeault 总结了前任的研究结果，继承了Braid学说的精髓，强调受术者的主观因素，提出了“人为睡眠状态说”著有《人类睡眠理论》一书，并在法国 Nancy 医学院联合了生物界、法律界的学者共同对催眠进行研究，形成了催眠学的“南希学派”。
这一学派认为：催眠状态是受术者接受了施术者的暗示所致。这一主张改革了Braid的施术方法，仅采用暗示诱导，便可令受术者进入催眠状态。南希学派的暗示说侧重心理方面的研究，比Braid单纯以生物因素为主的视神经疲劳学说进了一步，更具有说服力。与之相对的是法国著名神经学家Jeam Charcot，他对催眠的研究侧重于病理学方面。他认为催眠与歇斯底里状态本质相同-都是神经系统疾患的表现，换言之，催眠术以一种人为诱导的短暂歇斯底里罢了。
依据这种观点，他把催眠现象分为大、小催眠两种，分别类似于歇斯底里的大、小发作，他的上述观点当时在学术界颇有影响，许多人士前往学习，其中包括年轻的弗洛伊德。这一学派据其发源地而被称作Salpetriere学派，它与南希学派互相争论，水火不容。
但最后，论战以南希学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催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青年时代的弗洛伊德曾在Charcot的实验室工作过，后又到南希学习，在处理那些对催眠反应不佳的病例中，弗洛伊德发展了他的“自由联想”技术。他发现催眠的效果仅适用于对症处理，疗效欠持久。催眠状态下，虽易使病人宣泄情感或对遗忘的情感进行再体验，但他反对不考虑症状对病人的含义而一概加以消除。同时，他还察觉到了性心理冲突对催眠的影响。他认为，催眠的另一短处是：并非对所有对象均能达到催眠状态。
因此，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分析优于催眠术。一方面他对催眠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。在他完善了心理分析理论后，他再次强调了心理分析与催眠结合的必要性。1837年，Charcot死后，对催眠的科学研究跌入低谷，人们将兴趣转向外科手术中的化学麻醉。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人们恢复对催眠的热情，因为当时催眠术十分适用于战争创伤性神经症。“催眠分析”这一催眠与精神分析的联姻物也应运而生，这一治疗方法后来在二次大战时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。
二次大战以后，有关催眠学的学术空气有了很大变化，英、美两国医学会相继承认了催眠在医学中的合法地位，并在心理学会中专设了催眠学术分会。1949年美国先后成立了SCEH和ASCB两大催眠学术团体。这段时间内对催眠研究较有意义的主要有：巴浦洛夫的中枢选择性抑制理论和McDengall运用暗示的“分离假设”，阐明不同类型分裂人格障碍之间的联系等。
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坎坷变迁，催眠最为倚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，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医学、心理、教育、体育等多个领域，有关催眠的文章不仅见于专业期刊，也常在一般科学杂志上发表。今天，我们对真正了解催眠术还相距甚远，研究和利用催眠尚有颇大潜力。相信，它的优越性将随着对它的进一步研究而越明显了。
编辑：董浩
